4月25日，一則社群發文掀起輿論波瀾。前立委蔡正元指控，日本前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「傳達賴清德總統整肅特定人士的意圖」。而事件的轉折，也來得同樣迅速－－當天下午，中山泰秀本人以日、英、中文三語發出多篇聲明，強調自己「從未說過類似話語，也未經由第三者傳達」，更表示此為「惡意捏造之假訊息」，「必要時將考慮法律行動」。

這是一場典型的假新聞操作：由政客製造話術、媒體複製放大、群眾依情緒解讀，而真正的當事人卻毫無參與－－直到必須親自出面澄清為止。這不是單一事件，而是台灣公共領域長期潰爛的縮影：假訊息不只是誤解，而是一種政治行為；媒體不是中立報導者，而是成為共犯的再製器。

假訊息的政治工程：不是失誤，是有意的操作

假訊息（disinformation）並非新鮮事。自冷戰以來，各國政府便使用它作為心理戰、輿論戰、資訊戰的工具。而在21世紀社群媒體普及後，假訊息的散布方式已從國家主導轉向個人化與去中心化，任何人都可能成為發射源。

蔡正元所言的訊息，有明顯的策略意圖與話術設計。他選擇「中山泰秀」這個名字，因其代表的是日本保守派政壇、親台、反中與安全戰略的象徵。若「中山批評賴清德」成為事實，那麼可以達到三重效果：打擊賴的民主形象、挑撥台日關係、為某些政治力量提供輿論正當性。

然而，這項操作的荒謬在於－－中山根本沒說話。但對某些人來說，重點從來不是「中山說了什麼」，而是「可以讓人以為中山說了什麼」。假訊息的目的是製造懷疑與混亂，而非建構事實。

假訊息不是民主的附屬品，而是其內部的毒瘤

許多人仍誤以為，假訊息是民主自由的「副作用」，是無法避免的雜訊。但事實上，假訊息是民主制度的對手之一。哈佛政治學者Steven Levitsky與Daniel Ziblatt在《民主如何死亡》中指出，現代民主的崩潰，往往不是由軍事政變造成，而是由內部的不實話語、制度破壞與媒體操弄所侵蝕。

當政治人物以虛假資訊操弄輿論時，他們破壞的，不只是某個人的名譽，而是整個公共話語的基礎。他們讓人民開始懷疑一切、懷疑事實是否存在，甚至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判斷真偽。這正是「認知作戰」的精髓：不是說服你，而是讓你無法相信任何人。

媒體的共犯結構：沒有查證的轉載，不等於中立

台灣的主流媒體，在此事件中再次展現令人悲哀的本能：不查證、不對焦、不延後，只求快、求熱點、求點閱率。從新聞標題可見端倪，多數媒體直接複製蔡正元的發言，連句點與括號都懶得修正，完全未對「中山是否真有其言」進行查證。

這種習慣，不只是業務懶惰，更反映出媒體界的深層問題：把「轉述」當作「報導」、把「話題」當作「真相」。在此過程中，媒體不只是被動的管道，而是假訊息散布的倍增器與合法化者。尤其當這些新聞被轉發、評論、切片、下標後，原始話語的意圖與事實早已被稀釋，僅留下「日本政要痛批賴清德」這類政治殘影。

國際關係不是你選舉的道具

更嚴重的是，這種操作對外輸出的是外交虛假訊息。中山泰秀在聲明中特別強調：「此事件已影響日本與台灣的友誼與信任」，可見這不是單純的「國內造謠」，而是已觸及跨國名譽侵權與國際形象損害的等級。

長期以來，台灣社會對日本有高度信任與好感，而在地緣政治與美日同盟下，日方對台戰略發言一向被高度重視。若此類謠言繼續累積，最終受傷的，可能不是某位候選人，而是整個台灣的可信度與國際誠信資產。

外交不該是選舉的消耗品，外國友人不該成為假消息的道具。你可以反對政府，但不能為了權力，損毀台灣賴以生存的國際網絡。

台灣不能再是對假訊息寬容的社會

本次中山泰秀事件，是對我們整個民主體系的一次警告：言論自由不等於虛假言論免責，新聞自由不代表媒體可以不查證。

我們需要的是一場制度性反思與行動。包括但不限於：

媒體應有查證義務，對假訊息應標註澄清與糾錯；

平台公司應提高政治訊息透明度與責任；

假訊息造謠者應負起民刑事責任，特別是當涉國際影響時；

民主教育應涵蓋媒體素養與事實查核能力。

民主的核心不是選票，而是真實。而假訊息的氾濫，不只會扭曲選舉結果，更會腐蝕民主的基礎信任。若我們繼續對這樣的行為沈默，未來中山泰秀事件絕非唯一，而只是其中一起。

※作者為詩人，自由工作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