川普「最惠國藥價」波及台灣的可能

余鎮文 2025年05月15日 06:00:00
川普打算將美國藥品價格與其他國家的最低價格掛鉤,希望藉此壓低國內藥品支出。(取自pexels圖庫)

川普打算將美國藥品價格與其他國家的最低價格掛鉤,希望藉此壓低國內藥品支出。(取自pexels圖庫)

日前生技界的大新聞:川普提出「最惠國」(Most Favored Nation, MFN)藥價政策,打算將美國藥品價格與其他國家的最低價格掛鉤,希望藉此壓低國內藥品支出。

 

每項政策都有其利弊,也試圖回應某個真實的結構問題。假設我現在是美國人(disclaimer:我不是,只是純粹思考實驗),從長期發展的角度來看,我會認為政策方向是對的——控制醫療成本確實必要——但手段非常粗糙:

 

美國醫療支出之所以遠高於其他國家,核心問題並不在於「藥價」本身,而是整個體系設計的複雜(包括藥廠、PBM、保險公司等)。直接採用類似價格管制的方式去壓藥價,真的能減輕民眾負擔嗎?保險費會因此降低嗎?我保留很大的疑問。

 

這種「最惠國定價」對東亞地區其實不陌生:我們的健保體系早就在用類似邏輯運作(比價、砍價、集中採購)。幾年前中國也用這一招進行創新藥談判,初期確實省了很多錢,但後果也很明顯:新藥進入市場的速度放慢、甚至根本不進、唯低價是取引發品質疑慮。美國雖然是藥廠不會輕易放棄的市場,但創新誘因會大幅減損,這點可以預見。

 

價格到底怎麼訂?QALY與「藥價不公平」的經濟邏輯

 

讓我們回到藥物經濟學的基本邏輯。這個領域的金科玉律是 QALY(品質調整生命年,Quality-Adjusted Life Year),衡量的是一項治療所帶來的生命延長與生活品質提升的綜合效益:1 QALY 代表活一年、生活品質滿分;0.5 QALY 可能是臥病在床但還能看 Netflix;0 QALY 則基本等於死亡。

 

當我們在談藥品定價、保險給付或政府補助時,實際上就是在問一個問題:「這個藥每增加 1 個 QALY,要花多少錢?」這叫做 ICER(增量成本效果比,Incremental Cost-Effectiveness Ratio)。

 

QALY 背後的核心邏輯是:不是每條人命都「值」一樣的錢。藥品在不同國家賣不同價,正是因為「人命的市場價格」不一樣。這個說法極端不政治正確,但健康經濟學從來就不是用來安慰人的——它是用來分配有限資源的。這套定價機制在理性上合理,但從美國民眾角度來看,卻非常不公平:他們等於是全球醫藥創新的提款機。因此才會不斷有人提議採用「最惠國價格」政策,逼藥廠讓利。

 

但話說回來,美國直接要求用其他國的最低價來算藥價,從經濟生產力差異來看,本身就站不住腳(人均收入就有極大差距)。更不用說,如果要把道德、正義、生命價值這些問題也納入考量,情況會變得更加複雜。

 

醫療支出高?背後其實是收入分配問題

 

不知道為什麼,我一直覺得川普的政策思維經常只看到問題的一面:醫療支出太高,所以就直接砍支出。但別忘了,GDP 可以從支出面計,也可以從收入面計。當我們說「醫療支出高」,也意味著一定有人從中獲利。美國醫療是一個相對本地化的產業,支出變成收入,也養活了一些醫療從業者、藥廠、甚至研究單位。美國醫療支出雖高,卻也因此吸引了全球最頂尖的人才與資金,成為新藥與醫材的首發地。醫藥價值鏈的高附加價值,也多集中於美國。

 

真正該問的不是怎麼砍錢,而是誰該賺錢、誰不該賺。也就是說,這問題與其說是成本控制,更像是一種國內結構性的尋租問題(誰沒貢獻卻拿了過多的利潤——我個人認為絕對不是藥廠)。這才是應該處理的核心,而不是單純「見人就砍」。

 

全球藥物研發可能的寒蟬效應

 

開發新藥的風險報酬比本來就已經很差,現在再加入類價格管制的變數,等於讓創新門檻更高,誘因更弱。而創新不是靠精算出來的,它需要「不確定的上行空間」。這種空間一旦被封死,整個產業將進入效率最優、創新最貧乏的「均衡」狀態。

 

美國雖然支出高,但也因此吸引全球最優秀的人才與資金,成為醫療創新的中心。這個政策會不會把這些優勢也一起削弱?我不知道川普團隊有沒有想清楚。對我來說,川普提出這政策,根本不是管你 QALY 多高,他是要讓選民感覺他在「打擊壞蛋藥廠」和「幫人民省錢」。

 

身為台灣人,我們也可能會被這個政策的外溢效應波及。現在除了美國以外,其他國家的制度早已不利創新(例如日本專屬的「薬価調査」,每兩年就砍價,賣得太好砍得更多,藥廠怨聲載道)。如果連美國都開始這麼做,全球新藥研發恐怕會迎來一次斷層。更別提歐洲和中國之類的體系了。

 

到時候,問題不再是「這個藥台灣什麼時候能用到」,而是「這世界還會不會有這個藥」。

 

創新——錙銖必較的計算不是個好方法

 

我始終認為,如果一個社會希望鼓勵創新,就不能斤斤計較短期的成本效益,然後只看眼前可以得到多少好處(成本或是短期收入)。創新本質上是在博一個巨大的未知(上行的不確定性),而不是拿計算機按出 ROI。你越是想要量化一切、精算回本,得到的就只是一些溫吞的小改良——而不是那條跳躍的S曲線。當制度只剩精算與效率,我們可能會失去的,不只是新藥,而是改變世界的可能性。

 

美國面對這個議題時,或許應該問的不止是「怎樣省錢」,而是「哪種制度設計最能保留創新的可能性」。但如果他們改變心意,希望選擇一條不同的道路,來實現心中的「公平正義」,非美國國民的我們其實也無從置喙,只能祝福一切順利。(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


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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