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6月時，由台北政經學院基金會與和平安全研究中心主辦的「2030台海兵棋推演」登場，這是台灣近年最具國際視野與專業層級的戰略模擬。此次推演邀集台、美、日三方共九位退役高階將領參與，包括美國前聯參主席穆倫上將、前太平洋司令布萊爾上將、日本前統合幕僚長岩崎茂等。推演以2030年為時空背景，假設台灣已完成向美國採購之各型軍備的部署，並模擬中國以「灰色衝突」起手、逐步升高為奪島與全面進攻的四階段軍事行動。整場推演重點不在於分出勝負，而在於測試台灣面對複雜戰爭情境時的決策流程、戰略意志與盟友應對邏輯。

結果顯示，台灣在遭受初步挑釁時採取克制與觀望策略，導致紅方成功奪取外島、建立登陸據點；而當全面進攻開始時，台灣雖啟動不對稱防禦與空軍反擊，但整體反應時間與主動性仍略顯不足。盟友介入雖然被納入劇本，但其介入程度也依台灣自身的防衛意志為前提，反映出台灣若自救不力，將難以換得援軍果斷支援。

事實上，台灣的國軍在硬體建設與不對稱戰力佈建上，已具備一定水準。無論是遠距飛彈、海空防衛體系、特戰部隊、無人載具與戰場數位化，台灣皆有實質進展。面對中共若以正規方式直接進犯台灣本島，國軍雖面臨壓力，但並非不堪一擊。問題在於，若中國以灰色衝突方式逐步推進，例如軍艦進入我領海、切斷海底電纜、奪占離島或實施資訊干擾，在這種模糊情境中，台灣政府與軍方往往陷入「該不該還擊」的政治與法理困境。這種猶豫一旦延長，將導致台灣喪失戰略時間差，等到事態升高到不得不反擊的階段時，敵方早已完成先期部署，我方則落入全面被動局面。

台灣長期存在對「開第一槍」的高度恐懼。這種恐懼來自於兩岸過去數十年維持「現狀」的外交共識，也來自國際輿論對區域和平的高度敏感。政府擔心「開火」會被視為挑釁或升高衝突，因此即使面對解放軍軍機、軍艦逼近領海，甚至登島作戰行為，都仍強調「克制」。這也導致中國得以反覆探測台灣底線，一步步蠶食戰略空間。在兵推中也出現極具警訊的想定：若金門、馬祖、東沙遭突襲而佔領，台灣可能仍會觀望，試圖以政治外交方式處理；直到澎湖或本島遭受直接攻擊，台灣才可能啟動全面反擊。然而，此時敵軍已控制前進基地，擁有區域制空制海優勢，我方將處於不利的反制態勢，甚至陷入反應時間不足、戰場節奏被奪的狀況。

更進一步地，兵推中呈現出一個極為現實的軍事困局：「台灣是否反擊，會觀察美日是否介入；而美日是否介入，又會觀察台灣是否有足夠自我防衛決心。」這形成一個典型的戰略「雞生蛋、蛋生雞」難題。若台灣因為觀望美日而遲疑不決，美日可能誤判台灣不具備抗敵決心，進而延遲援助；而當台灣看到美日援助不明確，則更不敢貿然反擊，導致整體防衛態勢陷入「雙重猶豫」。兵推中，美方代表布萊爾即明確指出：只有當台灣展現出堅強的防衛意志並果斷應對時，盟軍才有政治與軍事正當性協防。這點與台灣內部某些「以拖待援」的幻想產生根本落差。事實證明，「先自救，才能獲援」並非口號，而是實際的援助決策依據。

因此，台灣亟需重新界定戰略紅線，並將這些紅線內化為具體且可執行的軍事反應門檻。例如：當中共軍機/軍艦進入12海里內、當特定離島遭登陸、當海底通訊受攻擊等情境出現時，必須有明確授權的快速應變程序，包括：升空驅離、警告射擊、反登陸火力部署與即時對外發佈國防態度。這些行動不僅是軍事上的「還擊」，更是對盟國的「信號輸出」。若這些紅線一再被突破而不採取行動，台灣不僅喪失戰術節奏，更會讓外界懷疑我們的保衛決心。

同時，台灣也應該進一步界定「戰略勝利的最後紅線」：亦即一旦敵軍跨過這條紅線，將直接導致台灣在整體台海戰事中失去主動與戰場優勢。這條紅線可能是澎湖失守、東部機場癱瘓、或是我方防空系統遭全面壓制。一旦識別此紅線即將被突破，台灣就必須果斷發動反擊，趁仍保有相對戰力與地利優勢時主動止損，而非繼續猶豫不決、放任戰局滑入全面崩潰的邊緣。政府更應主動與美、日兩國建立「事前劇本溝通機制」，針對各種可能戰事場景（如奪島、封鎖、空降、網攻）擬定清晰對應方案，並達成一定程度的默契。這些對話不必公開，但必須私下實質運作，明確標示出在每個情境中，三方的角色分工、動員時機與回應強度。唯有透過這種「劇本化的戰略同步」，才能避免在真正發生灰色衝突時，出現台灣觀望美日、美日又觀望台灣的戰略失衡。否則，我們很可能在遲疑中被動開戰，在模糊中錯過反擊的窗口，終至失去原本有可能守住的防線與機會。

※作者為政治工作者、時事評論者